临近年底，全球经济依然凄风苦雨，而一系列重要决策都会在一周内完成，这将对来年经济产生重要影响。欧盟峰会或就财政联盟达成某种协议，中国则就“保增长”形成共识。

每年一度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下周召开，“保增长”无疑是会议主题。不过在强调“保增长”同时，这一次中央会议也应该对政府改革有所顾及。

面对经济下滑局面，中国政府并不需要过分担心，一方面这是外需下降所致，另一方面也是宏观调控效果所在。因而，不同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恐惧与慌乱，此番中国应对经济下滑，更多是对旧有宏观政策的灵活调整，而非再度进行总量刺激。

当然，鉴于中国经济存在依靠投资拉动增长的路径依赖，因而，要在“保增长”过程中避免新一轮政府盲目投资，除了严肃预算纪律外，更应该启动政府改革。

中国经济特点之一就是政府主导增长，包括在投资和分配领域，政府干预过度。这虽然获得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就，但也同时产生诸多负效应，最终制约经济社会全面发展。

其一，GDP挂帅。由于政府主导经济增长，因而政府在一切有利于增长的领域进行干预，如政府投资，如土地财政，如税收分配，其结果是，在获得GDP增长同时，经济效率低下，资源浪费严重，社会财富分配失衡，因此，改革政府，收缩政府边界，避免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，是未来经济转型的客观要求。

其二，挤出民间投资。为“保增长”，政府往往将金融财政等资源优先配置于国有企业，进而导致市场资源紧张，价格提升。由于生产要素价格提高，民营部门不得不减少投资，进而损害经济内生增长动力。

其三，腐败严重。由于政府掌握投资的审批权和资源使用权，因而权力寻租成为必然。在人性弱点和制度缺失条件下，政府官员腐败问题日益严重，而这严重损害社会公正，也使执政党基础受到威胁。解决寻租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削减政府权力，让官员最终成为大众服务者，而非权力支配者。

下周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，也是本届中共领导层举行的最后一次经济工作会议，因而，这次会议除了关注短期政策调整外，更应该探讨政府改革的路径与安排，从而留下政治遗产。

此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，在不同场合都公开强调，政府要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，这或许是中共领导层向外界发出的政治改革信号，即本届中共领导层将推进政府改革，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来推动政府改革，进而在政治改革方面有所尝试。

如何推进政府改革，减少经济微观干预，中共尚未推出重大改革政策。但决策者应该意识到，如若在“保增长”过程中启动民间投资，推动民间资本回归实业，前提就是减少行政干预，取消政府管制，让市场有效配置资源，而这一切必然要求加快政府改革。

当然，政府改革阻力最大，新政推出不易，更需要专项讨论进而决策，但也应看到，中国经济的大起大落之间，行政干预身影无处不在，对宏观调控手段的过度依赖扭曲了市场自身逻辑，反周期措施虽延缓经济下滑趋势，但实际也延长了结构调整时间。

外界也不应对宏观政策放松抱有过高要求，建立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制度，比政策调控对经济稳定更有意义。在未来一段时间内，稳增长与调结构当并行不悖，因而货币政策理应回归中性，而非扩张；财政政策则应侧重减税，而非投入。最重要的，就是放松管制，让市场回归市场，让政府为人民服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