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月2日，G20峰会在伦敦举行。

尽管需要讨论的问题繁杂，但峰会的主题将集中在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，一个是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。前者是当前急需应对的问题，后者则是一个长期的改革问题。

就应对金融危机而言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，以及在金融领域进行政策协调和向国际组织注资，是当务之急。

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比较头疼。尽管各国政府都在公开反对贸易保护主义，也可以预计，此次峰会必将就此问题达成一致意见，但现实的政策选择往往与共识相左。就在不久前，世界银行发布一份报告称，参加去年华盛顿G20峰会的国家中，有17个国家在会后推行了或多或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。由此可见，共识是一回事，实践是另一回事。

贸易保护主义有其自身的学术逻辑和政治基础。

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将GDP构成分成四部分，包括私人消费、私人投资、政府支出和净出口。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私人消费和投资急剧下降，那么支撑GDP的增长就要靠政府支出和净出口了。撇开政府支出不讲，净出口是指一个国家的出口值与进口值的差额，扩大净出口的办法，或者增加出口，或者减少进口，或者二方面皆努力。在国际市场需求普遍下降情况下，减少进口，成为一国维持GDP稳定的最直接办法。有此理论支持，贸易保护主义不可避免成为当政者应对经济衰退的重要选项。

而从政治基础看，由于金融危机直接的结果就是失业增加。而为了解决失业问题，政府不得不通过扩大内需来创造就业机会。在此情形下，避免进口品挤占内需市场，就成为劳工阶层的利益诉求。其实人类在危难时，从本能出发，想到的都是如何保护自己。能够舍身救人的，只有英雄。而只有极少数人，才能成为英雄。从这点看，一国政府在危机条件下，一般都很难违背民意。或许，这就是另类的稳定了。

制止贸易保护主义基本不可能，最好的结果也就是，各国能够尽量少推行保护主义政策，同时在国际框架下相互协调，将保护主义危害降到最低程度。

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，是金融危机惨痛后果下，国际社会的必然选择。在金融领域，改革实际分两个层面，第一步是解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资金短缺问题，以及建立国际监管制度。第二步，才是建立多样化的国际储备制度。

建立国际协调的监管制度会成为共识，接下来的工作是落实。而对IMF的注资，则会分歧较大。发达国家虽然会迎合新兴国家增加话语权的要求，但在份额让步同时，不会改变现有的决策机制。在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情况下，新兴国家所占份额即便增加，也不会改变美国独霸IMF的境况。现实的办法是，IMF通过发行债券方式进行融资。如能达此目标，则意味着“双赢”。一方面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主张和权益得到保障，既没有无谓增资，也实现了储备资产的多样化。另一方面，则同时满足了IMF扩充救济资金的要求。

至于改变美元储备地位问题，尽管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的一篇文章在峰会召开前掀起轩然大波，但可以预料，G20峰会不会就此展开讨论，最多也就是在公报中提到一两句。毕竟建立一个超主权货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制度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。但“金砖四国”对美元的呛声，必然会迫使美国承诺保障美元币值的稳定。

此次峰会前各国就国际货币体系的舆论攻防，与其说是建立新制度的呼吁，不如说是对美国的政策施压。不难想象，美国在此次峰会上，将会受到新一轮指责。如果美国能够就此向国际社会有所承诺，才会体现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所承载的利益与义务的统一。

可以断定，G20峰会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方面会形成共识，但会后依然各行其是。而在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方面，则停留在发言的阶段。或许，G20峰会最终是口惠而实不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