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前证监会主席沈联涛先生给《财经》杂志写过一篇专栏文章，题目叫“从亚洲制造到亚洲服务”。

沈联涛先生认为，亚洲制造导致了亚洲地区的资源消耗和高污染，而通过出口而积累的美元资产，实际是随时可能贬值的纸片。他同时表示，不能简单从“亚洲制造”转移到“亚洲消费”，也就是说，扩大内需的经济模式并不足取。他建议，亚洲应该发展服务业，首先是为亚洲经济体自身提供服务，然后也可以输出服务。

不错，沈先生的看法符合亚洲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。从发达国家的GDP构成看，服务业创造的增加值已经达到七成左右。发达国家的今天，就是亚洲的明天。

不过，在我看来，沈先生的看法过于超前，带有理想主义色彩。在一定时间内，“亚洲制造”无法跨越到“亚洲服务”。

不发达经济体从事资源开发，亚洲从事制造业，发达国家从事服务业，这一国际分工的形成实际是国际生产要素配置的结果。如果没有亚洲生产商品，发达国家就无法发展服务业。如果亚洲制造没有竞争力，发达国家就不会发展服务业。

如果以经济学惯常的分析范式，我们假设世界经济有两个国家，如中国和美国。那么，这两个国家，按照要素禀赋来进行国际贸易分工。在第一阶段，中国和美国都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商品，比如中国生产服装，美国生产汽车，然后二者进行国际贸易。国际贸易的正常结果是，生产要素价格实现均等化，即生产要素价格在中国和美国实现了等价，国际贸易和分工最终实现均衡。

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中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，国内需求少，为了增加就业，只能多生产，多出口。在美国服装需求饱和情况下，中国为了出口就开始生产汽车。但由于在汽车生产方面缺乏竞争力，中国不得不扭曲要素价格，以低价格进行竞争。结果是，中国消耗了大量资源，向美国出口汽车，而美国汽车业由于受到了低价竞争，结果不得不放弃生产汽车，转而发展服务业。第二阶段的结果是，中国不仅生产服装，而且还生产汽车。而美国发现，不用汽车也可以换服装，一个办法是用服务换，一个办法是直接印美元。最终导致美国发展服务业，同时发行过量美元。

正是要素价格扭曲和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，推动国际分工重新进行了调整，并最终导致世界经济的结构失衡。

在短期内，这样的国际分工体系难以改变。主要原因有二。

其一，中国及亚洲经济体，有着过量的劳动力供给。在亚洲经济发展过程中，城市化需要解决大量的农业人口就业问题。发展服务业固然是提供就业的有效方式，但服务业的供给也要有需求。没有购买力的服务业供给，同样会造成“产能过剩”。只有在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程度，服务业的发展才能成为必然。这是因为制造业的发展，让农民成为工人，国际贸易让工人增加了收入。因而，发展服务业至少应该有两个前提，一个是人均收入大幅提升，另一个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接近完成。

其二，国际分工业已形成的体系就是亚洲制造，美国消费。如果亚洲不制造，美国何以消费。现在美国经济的“去杠杆化”解决的是过度消费问题，但正常的消费，依然需要亚洲制造。这种分工，是要素资源在全球化条件下，由市场配置的结果，无法依靠人为因素进行调整。亚洲当然也要减少出口，但不是政策禁止出口，而是要改变定价机制，只有消除要素价格扭曲，才能形成真正合理的分工体系。

一个悲观的预测是，在本轮金融危机触底后，国际分工体系重新恢复往日盛景。所不同的是，亚洲制造会一部分转移到亚洲消费，这不是亚洲主动结构调整的结果，而是美国消费向亚洲的转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