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九部委”买国货的规定，掀起轩然大波。以经济学家的眼光看，这与美国的“Buy American”条款毫无二致。

美国的“Buy American”条款，已经遭到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的批评，更有国家提出“拒买美国货”的主张。有分析认为，“Buy American”可以为美国提供9000个工作岗位，而美国出口则为美国提供了60万个工作岗位。如果各国联合抵制美国货，那么，对美国就业的影响可想而知。可见，保护主义并不是一招好棋。

美国已遭人诟病，而“Buy Chinese”，似乎更不合时宜，因为，中国经济增长对出口依赖性更强，而保护主义则可能伤及自身。

金融危机以来，反对保护主义的最响亮的声音来自中国，因为中国从自由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，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，全球化的红利几乎让中国尽享。除廉价劳动力外，中国扭曲了其它生产要素的价格，这提高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，使得“made in China”横行天下。自由贸易重构了国际分工体系，而中国充分利用外需的市场空间，加速了经济增长的速度。

这是事实。

由此看来，中国最没有理由带头搞保护主义的名堂。挡别人的路，终归是挡自己的路。

单纯以宏观经济的维度看，这是得不偿失的做法。不过，问题似乎并不在此。

公共决策理论把政府也当作经济人，它有自身的利益诉求。因此，在公共决策过程中，博弈无时不在。其中既有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，也有利益集团与政府间的角力。就政府项目而言，工程的招标过程难免有寻租的可能。给谁不给谁，不仅是由成本收益最大化原则决定的，其更多由利害关系决定。

政府项目的投标者主要是国有企业、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。民营企业在一般项目中，尚有竞争力，而在大的工程方面，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优势明显。

就公关手段来看，国有企业多以政治压力为主，拿银子不太方便。而外资企业则可以政治与经济手段并用，其更像个经济人。

站在政府官员角度看，把工程给外资，个人的效用函数可以最大化。

于公，可以保证工程质量，可以提高工程档次，可以“显眼消费”。

于私，可以出国考察，可以出国培训，甚至可以给子女提供国外大学的“定向奖学金”。这些看起来都是“合法”的行径，比拿私人老板的黑钱要踏实得多。

除非有领导的压力，否则于公于私都会用外资。美国人把出国当作苦差事，需要补贴才行。中国不一样，中国人不怕出国，中国人吃苦耐劳。

工程招标就是一场战争，不难想象，“潜伏”在政府里的外商代言人也是大有人在。

由此，我倒相信，九部委的规定可能是无可奈何的保护主义，其政策或许更多带有政治含义，这是用一种“不公平”来对付另一种“不公平”，以毒攻毒罢了。何况，这样还可以促内需，还可以保干部。即便遭到外部批评，也权作是用外部压力来推动经济向内需转型了。

由于规定是针对政府项目，中国当然也不怕他国报复，因为他国没有那么多政府工程。

当然，中国还可以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，那就是对“Buy American”的回应。这也算是一个说法吧。只是不知，如果各国都如此行事，那世界经济复苏时间就得拖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