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说过去30年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话，那么更为艰巨的金融改革或许就要拎着脑袋过河。当然，不是每个过河的人都会淹死，但先驱中总有人会成为先烈，特别是没有护身符的民营企业家，牺牲的概率显然大得多。

倘若不是无法偿还本息，温州立人集团已经持续十年的集资活动还会继续下去。然而，不幸终于降临。受紧缩政策影响，立人集团繁杂的资金链发生了断裂，公司老板董顺生也经历了人生变故。从一个成功的企业家，到一个“非法集资”嫌疑人，其人生几乎在一夜之间逆转。

民间集资活动，似乎本来就是游走于罪与非罪边缘的危险游戏。想想看，正是依靠民间集资，立人集团经历了这十年的发展，如果经济环境正常，公司经营稳健，立人集团的集资游戏照旧会循环往复，周而复始，董顺生的事业还是风生水起。然而，现实过于残酷，即便家人为其起了一个“顺生”的名字，董顺生和他的事业终究无法顺利生存了，而这一切，皆源于成其事业的民间集资。真可谓，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

董顺生的境遇，看似源于其偶然的命运不济，其实更昭示了董顺生们命中注定的制度悲剧。

了解中国改革历史的人们都知道，中国经济发展史，其实就是一部民营经济在夹缝中成长的历史。温州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发祥地，资源匮乏，弱小的国有经济很难支撑一片天空。还好，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，温州人商业智慧得以充分施展，而在温州民营经济急剧发展的几十年里，也正是民间金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温州民间金融发展其实也是世界企业发展历史的缩影。一般而言，小企业在创立初期，普遍面临资金不足窘况。因而，国外小企业融资方式也是多样的。既有亲朋好友之间的借款与参股，也有天使投资或者风险基金的股权投资，更有企业之间的赊购与赊销。由于小企业生存周期普遍偏短，且存在信息披露障碍，因而银行信贷难以成为小企业资金主要来源。因此，基于社区邻里乡亲的内源性融资，就成为小企业初期融资的主要形式。这种各国普遍实行的包括借贷与股权参与的融资形式，也就是温州民间流行的金融方式。这些融资方式不仅缓解了小企业资金困难，更推动了小企业向大企业的成长过程。因此，就企业成长周期而言，民间融资的确是最为重要的金融供给方式。

由于中国存在金融抑制，民间金融并没有合法化。当民间金融能够正常运转，尚不至于引发社会动荡时，政府就会睁一眼闭一眼，毕竟民间金融补充了民营企业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。而一旦融资者出现还款问题，民间集资就要受到法律追究。如此看，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，都将民间金融把玩于罪与非罪之间。这似乎验证了一句话，“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”。但由于缺乏法律保护，在融资方面的过度冒进，终究会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。

一方面是破土而出生生不息的小企业，一方面是资源垄断的金融供给，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性矛盾愈演愈烈。目前政府鼓励大银行给小企业贷款的办法依然是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”式的救急措施，丝毫解决不了企业发展进程中的制度性困境。除非加快金融改革，放松金融管制，否则董顺生式的悲剧仍然会不断上演。

在我看来，解决小企业资金不足，并将其规范化管理的办法有二。一是大力发展小企业融资机构，所谓专业人办专业事；二是放开民间融资，将民间集资合法化。只要企业基于实业发展需要进行的民间集资活动，都应视为合法，并将其纳入法律管理框架之内。从国外经验看，民间集资是基于合同法的私人商业活动，其合同履行取决于企业的经营状况，与金融体系无关，因而个别的集资失败案例，并不会产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。因此，通过法律规范企业民间借贷，不仅可以助推实业，更可以避免富余资金的投机取向。

中国改革表明，制度性变迁大多源于基层民众的尝试性实践，在打破固有观念后，最终为社会普遍接受。这种方式被称为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不过，依照现成图纸和材料造一座桥，岂不是更好的过河方式？

不管怎样，金融改革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，不能让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人们拎着脑袋过河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