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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股市最近破位下跌,投资者信心殆失,市场一片恐慌情绪,有人在微博上调侃“问股市大户感受如何,大户答:比离婚还惨。资产减少一半,老婆却还在”。

虽是笑话,却凸显投资者的无奈。在这种气氛下,一度意气风发的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,在公开场合也是谨小慎微,避免谈及股市,被记者追得无奈时,也只能讲一句“我对市场充满信心”的官话。

新古典经济学有理性人的假设,但行为经济学家认为,人群在从事商业活动时往往呈现出“羊群效应”,个人愿意跟从大多数人的决定,而不是自己理性选择。其实在“羊群效应”出现后,最理性的选择就是随大流,这在股市上称之为趋势投资。市场已现过度悲观,那机会存否?应该说,中期抄底机会来了,“羊群”走到墙角,也会掉头的。

中国股市存在严重制度缺陷,需要推倒重来才能建立信心,其已无法成为宏观经济“晴雨表”了。尽管股市大跌,但中国经济已经触底企稳。

国家统计局11月27日发布数据显示,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0.5%,月度增速大幅反弹,导致今年利润累积增幅由负转正。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反转,预示上市公司业绩也会出现好转。

随着经济指标向好,乐观情绪也增多,众多机构对中国经济表示乐观。官员认为今年可以确定完成增长目标,不少机构更对来年经济增速表示乐观,预测GDP增速应该在8%,更乐观者预测增长9%。

如果市场普遍认为明年经济好转,那么政府应该确定怎样的增长目标呢?

“十八大”确定了经济总量翻一番的任务,基于去年较高增长率,未来9年只要维持7%左右的增速,即可实现远期目标,从战略上考虑,中国不必急功近利,只需保持稳定增速,待经济反弹后,即可自我提速。现实情况是,如果中央政府确定了一定的经济增速,各地在制定本地区经济任务时就会提出更高的要求,而经济实际运行结果也往往超出预定目标。

由于中国经济需要继续去产能,因而若制定较高增长目标,地方政府就会失去结构调整的压力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国别评估报告中指出了中国产能过剩程度,认为中国产能利用率在2011年下降到仅有60%。该报告指出,即便在国际金融危机前产能利用最高时期,中国产能利用率也只有80%,而美国目前全工业利用率为78.9%,在金融危机高峰期也为66.8%。

中国产能利用率偏低,说明中国依靠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模式急需改变,去产能化是必不可少过程。

如果中央政府制定的增长目标偏高,那么地方政府投资依赖症就会复发,有可能继续推动产能过剩。如果国际环境没有好转,出口不稳定,那么中央政府就有可能再次被迫实行短期刺激政策,阻碍去产能化过程。

无论是考虑到外需增长缓慢,还是中国自身去产能化需要,中国都必须谨慎制定来年经济增长目标。鉴于中国经济已经企稳,今年目标增长率已确定实现,那么宏观政策应该坚持经济结构调整的长远目标,在稳定经济基础上,提出相对保守的经济目标,以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更多空间。

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,有制度红利推动,也有政府主导作用。从中央政府角度看,高增速是为了在战略机遇期快速发展。从地方政府角度看,可以推动地方经济改变面貌。当然,在这个发展过程中,也有一些无法上台面的想法,一是政府可以从增长中获得更多分配,其中不乏用于官员消费。二是官员个人利用权力配置资源时进行寻租,获得自肥。

高增长有其复杂背景,但增长红利并未公平分配,好在新领导集体客观认识增长本质,并不刻意追求增速。这种做法不仅符合经济客观规律,也可以抑制腐败。这样看,明年中国经济增速目标不应该高于7.5%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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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杉

刘杉

130篇文章 8年前更新

经济学博士,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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