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股市最近破位下跌，投资者信心殆失，市场一片恐慌情绪，有人在微博上调侃“问股市大户感受如何，大户答：比离婚还惨。资产减少一半，老婆却还在”。

虽是笑话，却凸显投资者的无奈。在这种气氛下，一度意气风发的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，在公开场合也是谨小慎微，避免谈及股市，被记者追得无奈时，也只能讲一句“我对市场充满信心”的官话。

新古典经济学有理性人的假设，但行为经济学家认为，人群在从事商业活动时往往呈现出“羊群效应”，个人愿意跟从大多数人的决定，而不是自己理性选择。其实在“羊群效应”出现后，最理性的选择就是随大流，这在股市上称之为趋势投资。市场已现过度悲观，那机会存否？应该说，中期抄底机会来了，“羊群”走到墙角，也会掉头的。

中国股市存在严重制度缺陷，需要推倒重来才能建立信心，其已无法成为宏观经济“晴雨表”了。尽管股市大跌，但中国经济已经触底企稳。

国家统计局11月27日发布数据显示，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0.5%，月度增速大幅反弹，导致今年利润累积增幅由负转正。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反转，预示上市公司业绩也会出现好转。

随着经济指标向好，乐观情绪也增多，众多机构对中国经济表示乐观。官员认为今年可以确定完成增长目标，不少机构更对来年经济增速表示乐观，预测GDP增速应该在8%，更乐观者预测增长9%。

如果市场普遍认为明年经济好转，那么政府应该确定怎样的增长目标呢？

“十八大”确定了经济总量翻一番的任务，基于去年较高增长率，未来9年只要维持7%左右的增速，即可实现远期目标，从战略上考虑，中国不必急功近利，只需保持稳定增速，待经济反弹后，即可自我提速。现实情况是，如果中央政府确定了一定的经济增速，各地在制定本地区经济任务时就会提出更高的要求，而经济实际运行结果也往往超出预定目标。

由于中国经济需要继续去产能，因而若制定较高增长目标，地方政府就会失去结构调整的压力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国别评估报告中指出了中国产能过剩程度，认为中国产能利用率在2011年下降到仅有60%。该报告指出，即便在国际金融危机前产能利用最高时期，中国产能利用率也只有80%，而美国目前全工业利用率为78.9%，在金融危机高峰期也为66.8%。

中国产能利用率偏低，说明中国依靠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模式急需改变，去产能化是必不可少过程。

如果中央政府制定的增长目标偏高，那么地方政府投资依赖症就会复发，有可能继续推动产能过剩。如果国际环境没有好转，出口不稳定，那么中央政府就有可能再次被迫实行短期刺激政策，阻碍去产能化过程。

无论是考虑到外需增长缓慢，还是中国自身去产能化需要，中国都必须谨慎制定来年经济增长目标。鉴于中国经济已经企稳，今年目标增长率已确定实现，那么宏观政策应该坚持经济结构调整的长远目标，在稳定经济基础上，提出相对保守的经济目标，以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更多空间。

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，有制度红利推动，也有政府主导作用。从中央政府角度看，高增速是为了在战略机遇期快速发展。从地方政府角度看，可以推动地方经济改变面貌。当然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，也有一些无法上台面的想法，一是政府可以从增长中获得更多分配，其中不乏用于官员消费。二是官员个人利用权力配置资源时进行寻租，获得自肥。

高增长有其复杂背景，但增长红利并未公平分配，好在新领导集体客观认识增长本质，并不刻意追求增速。这种做法不仅符合经济客观规律，也可以抑制腐败。这样看，明年中国经济增速目标不应该高于7.5%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