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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119日召开,对于可能出台的改革方案,坊间充满热盼。

一份1个月前公开发布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版经济改革方案,近来突然得到舆论关注。方案牵头人包括国研中心前党组书记、中共财经智囊刘鹤,因刘鹤地位特殊,坊间猜测这份报告很可能是“三中全会”经济改革方案的蓝本。

中国政治运作复杂,最终出台什么样的政策要依赖领导人对总体利益的权衡,而绝非简单依靠政治理念或者理论偏好。作为全局性改革方案,“三中全会”方案应该包括中共党内智库和民间智库共同的智慧。不过国研中心方案范围广阔,全面考虑了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的改革要求,其肯定会作为经济改革方案的重要参考基础。

政协主席俞正声表示,这一轮改革范围之广,力度之大,都将是空前的。显然,这一轮改革会影响中国十年发展和社会进步,因而改革方案要涉及政治、经济和社会体制。目前社会舆论对经济改革争议相对少,对政治改革争论多,在“三中全会”决议形成之前,各种猜测都是美好的愿望。不过,改革方案并非无迹可寻,无论政治还是经济改革,都需遵循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。

作为执政党,中共面临巨大挑战,要面对内部经济结构问题、社会矛盾问题、利益固化问题、意识形态问题,还有外部的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、国家安全问题、双边机制替代多边机制问题,等等。归结到一起,改革要达到两个主要目标,一是保持执政基础稳定,二是促进经济增长,而经济增长既是民生问题,也与巩固执政基础有关,因此,改革最大的现实基础和逻辑链条就是在发展中求得政权稳定。

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阐述改革时说,“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、发展、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,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,进一步解放思想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、增强社会创新活力”。

按照习近平的叙事逻辑,改革当是手段,目的是促发展,前提是不能破坏稳定,或者进一步而言,改革目的也是促进稳定。

舆论对政治改革期许较多,但普遍存在迷茫,此前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已经告一段落,而坚持已有路线和制度,仅靠舆论宣传并不够,而需要改善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,自上而下的改革必然遵循这个线索开展下去。

目前民众意见最多的问题是权力腐败、司法不公、贫富分化、环境恶化等,政府虽然力图解决这些问题,但很显然,在现有框架内,权力约束机制并没有产生效力,或者现有约束机制本身存在缺陷。要消除意识形态混乱局面,避免出现危及政权的思想冲击,中共在现有政治体制框架内,就必须从制度创新上来解决权力制衡问题,也就是“把权力关进笼子”。因此,“三中全会”不可绕过的一个话题就是“分权”,这包括两方面,一方面是党内进行权力制衡,另一方面是对政府进行权力约束。因而,党内分权,特别是地方党委分权,应该成为抑制腐败,恢复司法权威的实用方式。目前坊间议论存在纪委、反贪局和法院垂直领导的改革方案,检察院和法院虽属司法体系,但依然受制于中共政法委领导。垂直一体的管理体系改革,表面看是司法体制改革,但本质是体现党内分权的逻辑,实现中央领导下的权力制衡。这样的改革具有现实意义,既达到地方党委权力受到分权制约,也让党委和政府建立遵纪守法的意识和行为规范。更重要的是,中共中央可以通过纪检和司法体系更好管理地方官员,避免“政令出不了中南海”的窘境,确保中央绝对领导。

对于行政体系而言,分权制约固然重要,但更直接的办法就是放权,即政府减少对经济活动直接干预,避免因权力寻租导致腐败丛生。近来国务院连续出台放松管制的改革措施,以及启动上海自贸实验区作为政府管理改革样本,就是希望通过放权,加快经济自由化步伐,达到刺激增长又抑制寻租的作用。

一个合理推测就是,“三中全会”的政治改革体现为,在现有政治制度内,实现党内分权制衡,政府权力下放。分权和放权,是政治改革的主要着力点。

相较而言,经济改革想象空间更大。改革焦点涉及分配制度、土地流转、财税体制、国有企业、金融制度等。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事权,然后按照事权进行财源配置,结果可能是,事权和财源明晰,但地方权力同时受到制约。财政预算阳光化肯定要推进,这是约束权力的有效制度保障,不仅政府预算要透明,国有企业也要实行预算制。算清帐,管住手,不仅约束了权力,也体现了民主。为保证财源稳定有序,房产税恐怕不会仅是试点了,立法程序一定会启动,这就是调控房地产的长效机制。如果考虑到货币增发速度得到控制,房产税对房价就是一个“大杀器”。

关于遗产税的话题曾经掀起一波巨浪,很显然,坊间传说走了调,遗产税调整对象是富人,你让贫农把三间草房也交税,这不是让穷人革命吗。但不管怎么说,遗产税肯定要研究,这是平息穷人怒气的必选动作。退一步来将,这也是抑制官员腐败的药方之一,即便想贪,也得悠着点,否则岂不成了税务局的义工,还得冒着生命危险。

不管你愿意不愿意,财产税和遗产税都是政府解决贫富差距的利器。威尔·杜兰特在《历史的教训》一书中警示:“当贫富分化达到不可持续的爆发点,人类历史上通常选择两种途径解决问题,要么通过立法重新分配财富,要么通过革命重新分配贫困”。

立法分配财富的内涵就是调整收入分配,包括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。尽管利益固化严重,但以立法手段调整收入,已经到了不得不做的时候,这是让全体民众分享增长红利的重要保证,也是稳定政权基础的重要手段。当然,立法也要守法,要遵守《立法法》。

改革值得期待,只有认识到改革的逻辑,才能看清改革的方向,这就是重新划分权力,重新分配利益,让民众安居乐业,让红色江山稳固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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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杉

刘杉

130篇文章 8年前更新

经济学博士,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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