尽管学者们对中产阶级一词有不同的定义，不过但凡说道中产阶级，往往让人想到两方面的含义，其一是他们有稳定的生活状况，其二是他们对民主制度有较高要求。

几天前，亚洲开发银行公布了亚洲中产阶级标准，以消费水平划分，亚行将中产阶级定义为每天消费2至20美元的群体，其中又分为“底层”、“中层”和“高层”三类。按照这个标准，从1990年到2008年，中国增加了8.4亿中产阶级人口。不过亚行也认为，这8亿人中有4.42亿人口每天消费在2-4美元，属于“底层中产阶级”，一旦遭遇重大危机，他们很容易陷入贫困。

读到此条新闻的中国人不禁哑然失笑，颇有“被中产”的感觉。

周二中午，在清华大学边上的北京全聚德饭店与历史学家秦晖教授聚餐，席间谈起中产话题，秦晖教授解释了中产阶级之所以成为民主制度推动者的原因。按照秦晖教授说法，中产阶级（middle class）一词来源于欧洲中世纪，是介于贵族与农奴阶级之间的一个人群。其时，欧洲多为城邦国家，其中贵族是统治阶级，占有农村土地，同时拥有大量农奴。农奴耕种贵族的土地，而且人身也依附于贵族。贵族与农奴，属于上层与底层的两个阶级。而在城市国家中，同时存在着一些在城市里依靠手工艺和经商生活的独立市民人群。他们不像农奴那样依附于贵族，而是与贵族统治的国家存在法律关系。这些人，人格独立，但要遵守法律，同时要纳税。这部分城市手工业者和商人，被称为middle class，后来我们称之为中产阶级。

这些中产阶级因为要按时缴纳税费，所以他们就关心税收政策，也关心国家如何支出税费。这种关心导致了民主意识的觉醒，进而推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。

可见，中产阶级最初是政治概念，其表象是“中间分子”，但因其特殊的地位和法律义务，他们自然关心政治，从而成为一个国家中影响政治决策的群体。这样看，他们不仅是“中间分子”，他们天然是国家政治生活的“中坚分子”。

由于民主制度在西方普遍实行，因而学者们后来对中产阶级的定义就偏向了经济层面。学界对中产阶级的定义一般包括收入、教育背景、工作方式、居住条件、生活价值观等内容，而非简单的以消费水平界定。亚行以消费水平来划分中产阶级的方法，显然与政治学和社会学对中产阶级的定义有偏差，甚至也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说法不一致，这使得亚行的分类显得过于简单，或者说，不具有学术意义。如果说中国的大部分农民都是中产阶级的话，这不仅与学术常识相悖，更与中国现实相差甚远。

可以说，亚行的报告，纯粹是浪费纳税人和出资人的钱财，既无学术价值，更无政策意义，属于典型的国际机构不干正事的表现。

我这里强调的，不是对亚行等国际机构低效工作的批评，而是希望国人正确看待中国“中坚阶层”的缺失。由于改革不够深入，权力与资本结合密切，这使得中国产生了权贵阶层和弱势群体。而居于二者之间的，则是“中间阶层”，其中受过良好教育和有较好收入的人群，成为中产阶级。遗憾的是，这部分人并没有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，反而成为崇拜消费主义的中间分子。1989年后，中国社会拜金主义和犬儒主义盛行，使得本应成为社会改革和制度建设推动力量的中坚阶层，更多关注个人的物质追求，而较少关心最终亦影响自身利益的国家政治生活和法制建设，这使得中产阶级无法成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“中坚分子”。同时，由于向上的渠道普遍堵塞，也使得中下层的“中间分子”难以向“上流”发展，反倒时刻存在沦为“下流”阶层的危险。

以此看中国社会现状，倒也符合亚行以消费支出划分阶层的思维，即只有物质诉求，缺乏天然的追求正义和法制的文化和精神。

当然，那些在城市中苦苦挣扎的“中间分子”，期望通过自身努力而成为中产阶级的做法值得尊敬。但如果他们无法成为推动改革和进步的“中坚分子”，他们最终也难以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即便实现了，也未必好梦常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