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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近年底,全球经济依然凄风苦雨,而一系列重要决策都会在一周内完成,这将对来年经济产生重要影响。欧盟峰会或就财政联盟达成某种协议,中国则就“保增长”形成共识。

每年一度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下周召开,“保增长”无疑是会议主题。不过在强调“保增长”同时,这一次中央会议也应该对政府改革有所顾及。

面对经济下滑局面,中国政府并不需要过分担心,一方面这是外需下降所致,另一方面也是宏观调控效果所在。因而,不同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恐惧与慌乱,此番中国应对经济下滑,更多是对旧有宏观政策的灵活调整,而非再度进行总量刺激。

当然,鉴于中国经济存在依靠投资拉动增长的路径依赖,因而,要在“保增长”过程中避免新一轮政府盲目投资,除了严肃预算纪律外,更应该启动政府改革。

中国经济特点之一就是政府主导增长,包括在投资和分配领域,政府干预过度。这虽然获得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就,但也同时产生诸多负效应,最终制约经济社会全面发展。

其一,GDP挂帅。由于政府主导经济增长,因而政府在一切有利于增长的领域进行干预,如政府投资,如土地财政,如税收分配,其结果是,在获得GDP增长同时,经济效率低下,资源浪费严重,社会财富分配失衡,因此,改革政府,收缩政府边界,避免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,是未来经济转型的客观要求。

其二,挤出民间投资。为“保增长”,政府往往将金融财政等资源优先配置于国有企业,进而导致市场资源紧张,价格提升。由于生产要素价格提高,民营部门不得不减少投资,进而损害经济内生增长动力。

其三,腐败严重。由于政府掌握投资的审批权和资源使用权,因而权力寻租成为必然。在人性弱点和制度缺失条件下,政府官员腐败问题日益严重,而这严重损害社会公正,也使执政党基础受到威胁。解决寻租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削减政府权力,让官员最终成为大众服务者,而非权力支配者。

下周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,也是本届中共领导层举行的最后一次经济工作会议,因而,这次会议除了关注短期政策调整外,更应该探讨政府改革的路径与安排,从而留下政治遗产。

此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,在不同场合都公开强调,政府要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,这或许是中共领导层向外界发出的政治改革信号,即本届中共领导层将推进政府改革,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来推动政府改革,进而在政治改革方面有所尝试。

如何推进政府改革,减少经济微观干预,中共尚未推出重大改革政策。但决策者应该意识到,如若在“保增长”过程中启动民间投资,推动民间资本回归实业,前提就是减少行政干预,取消政府管制,让市场有效配置资源,而这一切必然要求加快政府改革。

当然,政府改革阻力最大,新政推出不易,更需要专项讨论进而决策,但也应看到,中国经济的大起大落之间,行政干预身影无处不在,对宏观调控手段的过度依赖扭曲了市场自身逻辑,反周期措施虽延缓经济下滑趋势,但实际也延长了结构调整时间。

外界也不应对宏观政策放松抱有过高要求,建立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制度,比政策调控对经济稳定更有意义。在未来一段时间内,稳增长与调结构当并行不悖,因而货币政策理应回归中性,而非扩张;财政政策则应侧重减税,而非投入。最重要的,就是放松管制,让市场回归市场,让政府为人民服务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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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杉

刘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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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学博士,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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